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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氣偉然說汪楫

發布日期:2019-11-01信息來源:中國紀檢監察報字號:[ ]

名與實孰親?文與行孰賢?只有走出書齋,走進社會,經過磨礪,才能作出響亮回答,在歷史大潮中立得住、站得穩、行得遠。

清初,揚州汪楫兄弟好古力學,詩名在外,前來拜訪者問學者絡繹不絕。以“不欺”為信條的父親汪汝蕃,不以為喜反以為憂,告誡說:“吾不愿爾曹為名士,名如翦彩鏤棘,實不存也。爾曹與人交以其文,無寧以其行。”務實切實,修行踐行,成了汪楫一生的信念。

汪楫,字舟次,號悔齋,原籍安徽休寧,世居揚州,少負才名,慨然以功業為己任,但屢試不第,四十二歲始以明經任淮安府贛榆縣訓導,四十四歲應博學鴻詞科考試,經選授為翰林院檢討,入史館參與編修《明史》。

名副其實 大家風范

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,朝廷內外進行了一次大推選,以安排合適人員代表朝廷前往琉球冊封王號。這是無上的榮耀,對冊封者有嚴格的要求,另一方面,漂洋過海、驚濤駭浪,對冊封者又是十分嚴峻的挑戰。根據康熙特令,禮部最終從內閣、翰林院、禮部、六科和行人司等機構中推薦了“學識宏博,儀觀俊偉”者八十二人作為候選對象。出乎意料的是,埋首史書的汪楫竟然入選,而且被康熙任命為冊封正使。

無論正使、副使,都代表著國家。但平心而論,與充當副使的林麟焻相比,汪楫不是進士出身,進京為官才三年,級別只是從七品,而林麟焻在康熙九年(1670年)即中進士,授內閣中書舍人,后來又充禮部試分校。汪楫之所以脫穎而出,擔此大任,除了他身材偉岸,康熙更看中的是他“文學頗通、人亦甚優”,這也說明汪楫入朝時間不長,其德行、才華、能力得到一致認可。

汪楫果然不負重托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六月,他帶隊來到琉球,諭祭先王,冊封新王。在那里近五個月,汪楫為琉球的孔廟撰寫碑文,改訂禮儀,書寫王宮殿堂匾額,縱筆為擘窠大字,揮灑自如。據阮元《淮海英靈集》所載,后來出使琉球的使者,都見過他寫的碑匾,“其國禮儀,猶遵悔齋所改訂。”汪楫還精通音律,與琉球中山王和群臣相互唱和,其氣度雍容,舉止得體,才學深廣,深得中山王悅服。

更令中山王敬重的是,汪楫和林麟焻等人返航前,面對其君臣厚禮,“一文不取,一一奉還”。在利益面前,尤其是合情合理不違規的利益面前,能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。接受饋贈本系慣例,受之無可厚非,不受則更展示了大家風范,體現了大國威嚴。從從七品的縣城訓導,到從七品翰林院檢討,再到此次身著朝廷賜穿的正一品蟒服,持虎節龍旌,代表國家行使權力,五六年內,汪楫身份實現了大逆轉,卻依然堅守本心,絲毫沒有“一朝權在手,便把令來行”的張揚。面對中山王的感謝,他既沒有怙勢而擅威,也沒有乘時而邀利,而是全部當場謝絕。這樣的從容和坦然,是他作為上國使者高超的智慧,更是“義以為上”“以義制利”的傳統儒家思想涵養的體現。

行仁踐義 循吏風度

汪楫擅長書法。這幅“孝悌”橫批落款時間是癸亥孟冬,即康熙二十二年十月,當時汪楫仍在琉球。兩個大字隸書“孝悌”,敦厚樸拙,自然不造作,有清代隸書的靈動,更有漢代隸書的厚重,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落款的幾行小行書,“堯舜之道,不外乎此”。

孝悌二字,《論語》視為“為人之本”,這是發乎本能的良知。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能持孝悌,則能行仁義,《孝經》指出“愛敬盡于事親,而德教加于百姓,刑于四海”,孟子提出“堯舜之道,孝悌而已”,強調“人皆可以為堯舜”,杜甫直接打出“致君堯舜上,再使風俗淳”的旗號。從孝悌出發,進而齊家治國,這是堯舜之道實施仁政的關鍵,也是千百年來有識之士的共同理想。

汪楫以此向琉球中山王宣導王道,也以此身體力行。

從琉球回來,汪楫一行不以欽差大臣和有功之臣自居,登陸福建,“一到即行,不少留滯”,不給地方添麻煩,減少地方支出和民間攤派,百姓深為感念。

回京復命后,他回揚州為不久前去世的父親居家守制三年,力盡孝道。后來被召回京城,外派為河南知府,成為四品官員。當時很多人為其外放抱不平,汪楫不以為意。河南府下轄陜州、洛陽、登封等一州十三縣,時逢大旱,他到任后想方設法買糧設粥廠,“活饑民數萬人”。在河南四年,他始終以孝悌為本,勸善懲惡,實施堯舜之道。《河南通志》評價他“為政清平,崇獎士類,持大體,絕干謁,豪右憚之,善良懷之”,字里行間代表了河南百姓的感恩。

再后來,他到福建擔任按察使,主管政法。到任剛三天,適逢一年一度的熱審(明清兩朝暑季的一種審理制度,以減免或暫時保釋輕罪犯人),他對幾十起案件,逐個剖析,能減免的減免,能保釋的保釋,一時間監獄幾乎騰空。數月后,在為鄉試舉行的慶祝宴會上,一位新考取的舉人走上前去,面對汪楫跪拜在地,哭著說:“某即某案罪人也,賴公昭雪,得至于此!”汪楫斷案,尊重事實,公平公正,一縉紳被誣陷,審訊者偏聽偏信硬加罪名,汪楫接手后查清事實,力洗其冤,一權貴為爭河流沖擊形成的沙灘,以勢挾上,地方官不敢阻撓,汪楫堅持己見,依法查辦,終使其巧取豪奪未能得逞。兩年后,汪楫再次升任為主管福建政務的布政使,再遇饑荒,汪楫一方面用國庫銀安排到上游采買民間米糧,另一方面到浙江臺州平價購買庫糧,既保障了國庫銀錢不流失,也解決了群眾吃飯問題。

汪楫任福建布政使前后五年,詩人朱彝尊以“民戴其德”概之,康熙敕封其為從二品的通奉大夫,召入京城,擬提拔為掌管全國刑獄的大理寺卿,汪楫時已患病,告疾還鄉,數月后,病逝揚州。

憂民興學 詩人風骨

汪楫少負詩名,與大詩人周亮工、吳嘉紀、孫枝蔚、王士禛等早有往來,進京后,交游圈擴大,與朱彝尊、龔鼎孳等亦酬唱不絕。

汪楫的詩,既有“兒童不解春何在,只向游人多處行”的清新,也有“松風響何處,澗水下鄱陽”的古冷,還有“且共開顏傾濁釀,不須滴淚憶當年”的感慨,讓人印象最深的,則是對“漕船噬人猛于虎”的吶喊。

康熙初年,因運河北段水源不足,漕船重載不能直到北京,于是京東、武清等六縣,被要求各造駁糧船百艘,每縣撥公田十頃為保養費,征調船工以駁船隨大漕船分運糧食。此本良策,卻因考慮不周而問題頻頻:運糧期限長,船工無力顧家,家中缺少勞力難以為繼,船戶在行船中,不斷受到盤剝,糧船被盜,賠償動輒傾家蕩產甚至賣兒鬻女,苦不堪言。朝廷以連坐防止船工、船戶逃跑,即便這樣,船戶、船工棄船出逃仍屢禁不止。漕運是國之大計,牽系到京城數十萬人的吃飯問題,漕督更是位高權重,多由皇家嫡系擔任,所以逃船盡管普遍,敢為此發聲的并不多。汪楫赴京途中,寫了一首《駁糧船》,從“船去人空廚無煙”,到“指船問人人不語”,再到借老人低語講出“漕船噬人猛于虎”的驚人之語,他指出船家棄船如同敝屣,其命運如同被驅的鳥雀,生活何等艱難,句句哀憐,針針見血。

汪楫詩中還有《老農嘆》“心勞力作已難支,何堪賦役多紛擾”中的困頓,《新仆》“俯仰身何賴,徘徊意忽驚”中的無奈,《堤上謠》“死者漂,生者臥,不死不生堤下坐”中的凄慘……這些,無不是對“堯舜之道”的悲泣和呼喚,也是對杜詩寫史記實的承接和推舉。在內容和形式之間,他更加注重內容以及由此而生發的情,周亮工稱其詩“蕭遠閑曠,得古人之意,而深之以性情”,可謂確論。

由詩而文,汪楫出使琉球,撰寫了《使琉球雜錄》《冊封疏鈔》《中州沿革志》等文章,留下不少珍貴資料。其《使琉球雜錄》中敘及釣魚嶼(即釣魚島)在中外之界以內,這一記述是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屬于中國的一個力證。

汪楫對辦學尤為熱衷。四十二歲出任淮安府贛榆縣訓導,這在當時是極不被看中的職位,他竭盡職責,“日與諸生講說經史百子,繩削其文詞”,使當時贛榆這個偏僻之地,“俊賢儒雅之人出”。他重修了賈誼祠,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解決河南府饑荒問題后,他為嵩陽書院購置學田一百畝,聘請耿介主其事。耿介本是順治年間的進士,曾牽頭復建嵩陽書院,擔任過太子允礽的書法老師,后因官場紛爭致仕歸家,應汪楫之請,六十五歲的他再度出山復興書院。同年,看到曾經的“程門立雪”之處,竟荒圮無人,汪楫不勝感慨,復其田,立其祠,重修伊川書院,撰寫《重修伊川書院記》,指出“伊川者,萬世之伊川,書院者,天下之書院”,希望復興書院,振興儒學,“庶幾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也哉。”

站在重新修葺的書院面前,聽到瑯瑯書聲,看到學子端坐,再想起父親“吾不愿爾曹為名士”的告誡及其“不欺”的教條,汪楫心中浮出一絲欣慰:文人風骨,誠非虛言,昂揚意氣,當復如是。(趙建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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